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美元不断贬值及通胀正在挤压美国生产商所称的“中国价格”———中国制造商曾经能提供的40%至50%的成本优势。美中贸易失衡正开始自我纠正，中国出口不断下降，美国出口则在增加。

外包至中国的模式开始兴起时，当时原油价格仅为每桶20美元。而在过去几个月中，原油价格已上涨到110美元。这使一些公司开始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邻近美国的墨西哥北部，还有些选择直接转移回美国。其他一些因素，如废除出口退税、爱国心驱使和环境担忧等也让许多公司离开中国。随着哈萨奇安的公司将生产撤出中国，他的上海合作伙伴孙云（音）的工厂有80人失业。孙说，他知道未来还会有更多困难，“这不仅仅是我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中国产业集团表示，最近的几个月中，数万家制造工厂已关门。从1月至5月，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增长率下降到16.7%，而去年同期的增长率为29.6%。

认为油价持续升高将促使大部分工厂离开中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多年前，许多设备已被分解并运到海外，将它们重新运回美国或更新需要极大投资。而且中国仍具备一些优势:许多原材料价格仍低廉、数百万熟练工人的工资仅为美国工人的一小部分。

摩根斯坦利部门主管史蒂芬·任（音）说，短期内，高油价明显将对亚洲带来负面效应。但从长期看，这将帮助中国实现制造更多高科技产品、成为服务型经济的目标。孙云说，他正努力摸索如何制造出更精密、更高附加值和别处难以制造的产品。他开始同哈萨奇安合作开发制造救生衣的新生产线。

（2008-10-04）　只不过相隔一年，澳门赌业由“如日中天”变成“渐入严冬”。去年的“十一黄金周”，澳门和珠海之间的关卡出入境大堂，每天都人头攒动；但今年，旅客不到10分钟就可过关了。

　　澳门在去年黄金周“迫爆”（到处是人），今年国庆节则相对冷清，德士站罕有出现“车等人”情况。各大赌场虽然纷纷推出不同优惠去抢客，但许多荷官都在空赌枱前呆等赌客。

　　其实，当广东省政府在今年中宣布，将会收紧“个人游”政策（凡仅持香港签注的中国居民，都不可入境澳门）之后，市场就开始不看好澳门的赌业前景了。

　　上月中，银河娱乐突然宣布，其澳门博彩牌照需要大幅减值，亏损达81亿6600万（澳门元，下同，约15亿新元），令市场哗然。

　　因为，三年前银娱以184亿作价，向主席吕志和购入澳门赌牌，截至2007年底赌牌账面值为145亿元，而这次减值后，赌牌账面值就要下降至约60亿元了。

　　另外，两年前由永利分拆出来的赌牌，价值曾高达9亿美元，该“副牌”由“澳门赌王”何鸿燊儿子何猷龙旗下新濠国际购入，并马上令新濠的市值单日急升34亿元。

　　被视为“东方拉斯维加斯”的澳门，在开放赌权后，本来是一个充满机会的都市。当地人说，只要有胆有运，财富就可以急速上升。但这张澳门赌牌，数年间的价值竟呈倒“V”字发展。

　　澳门特区政府当年只不过是施展了一场“由3变6”（一张赌牌还可衍生一张副牌）的戏法，就成功为库房创造了超过200亿元收入。

　　但时移势易，证券分析员说，银河宣布重估赌牌价值，就是一个市场讯号，不但可能出现连锁效应，而且，也令“澳门赌牌”这个金字招牌，开始失色。“所谓重估，本来只是一种会计手段，但银河此举有看淡澳门赌业后市之嫌，表达了澳门赌业须由亢奋转为冷静的态度，并很可能会引发其它的澳门赌牌公司纷纷仿效。”分析员说。

　　银河管理层则强调，当年购入的无形资产除赌牌外，还包括星际酒店的业务和路氹地段的开发权等，集团管理层将适时根据这些资产最新价值作出调整。

　　面对这场因为北京的政策改变而带来的“赌业严冬”，银娱主席吕志和一方面表示，对澳门赌业前景仍有信心，因为相信有关政策的收紧，仅属临时性的措施。

　　但同时他又坦言，相信澳门特区政府日后还会“细心照顾”，即他将集团的未来，寄望在政府身上。

金沙：不过分依赖

中国市场

　　相对于港资赌业对目前情势的“无奈”，在澳门已势力坐大的美资赌业，就显得积极得多，强调客源并无过分依赖中国市场。

　　“我们当然乐意到印度发展金光大道项目。”8月28日中午，在威尼斯人酒店宴会厅，专程从美国到澳门主持记者会的金沙集团主席艾德森，在回应提问时还透露了有意到印度开赌讯息。

　　今年的8月28日，也就是威尼斯人的开业一周年纪念，但金沙集团并无大肆庆祝，只是邀请记者欣赏其长驻“太阳剧团”（Cirque du Soleil）的《ZAIA》在亚洲的首演。　根据威尼斯人的调查结果，中国客占其赌场客源比例仅及四分之一，国际游客越来越多，包括台湾、日本、韩国、越南、印度、新加坡、以色列等，其中，台湾游客大幅增加至占5.6%。

　　除努力减低因北京收紧政策而影响业绩的市场预期外，金沙还积极寻找新的开赌地点。它投资在新加坡的赌场明年开业，并商讨在日本、韩国、印度及台湾开赌的可能性。

　　华资赌业和美资赌业，在面对“严冬”时有着不同的应对方法。到底是银河的“望政府打救”，还是金沙的“分散投资”，可以顺利渡过这难关呢？

学者：不能单靠赌业

澳门应发展多元经济

　　全球金融大海啸加上北京收紧政策，令澳门赌场生意走下坡。为了生存，各赌场纷纷推出不同优惠抢客，而学者就呼吁，澳门应借机放弃单一的赌业经济，发展多元化经济。

　　学者估计，在“抢客战”后，一些旧式及小型赌场将被淘汰。

　　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所长冯家强说，北京收紧“个人游”政策，将令澳门博彩业进入“巩固期”，过去几年的不寻常经济增长，也应该歇一歇。

　　澳门特区政府刚宣布新的评估，澳门经济在今年第四季度将放缓，全年经济增长由原来估计可达15%，下调到接近10%。

并非“自由市场”　冯家强说，澳门特区政府应从不同层面，调整过去几年过度急速发展的博彩业，使澳门经济能够朝更健康、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经北京一而再“隔空”调控澳门赌业后，澳门的博彩企业终于明白，这个所谓的“中国唯一开赌城市”，并非一个“自由市场”，而是一个“政策市场”。

　　“毒奶粉事件”表面上看使“中国制造”的国际信誉进一步蒙羞，深层凸显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模式和“危机——调整——发展——危机——调整——发展”模式下，拿普通国人的生命、健康作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代价的“内在悖论” ！在经过3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今天，在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爆发1929年以来最大金融危机的今天，这种模式的“成本”已然走向临界点，“黄金时代”已然结束。

　　温家宝9月2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之“达沃斯夏季年会”上，以总理的身份对在座的1500多名企业家、各国政要以及国内外电视观众保证：“我在位的一天，我一定能够和我的政府一起，带领人民走过这段艰难的历程！”对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对着镜头喝了一杯中国出产的牛奶，温家宝说：“我心里非常感动，因为他看到的不仅是眼前而是未来。” （尽管曼德尔森在电视上喝了中国产牛奶，但欧盟27号宣布立即禁止进口所有中国生产的婴幼儿奶产品）

　　中国和“中国制造”的未来在哪里？只有藏富于民，最基本的经济层面才有足够的“内需”持续发展；只有藏富于民，“民智”才能大开；只有藏富于民——特别是为中国经济巨大奉献（被拿走“超额剩余价值”）的穷人——才是“发展”的本意之一，一句话，只有彻底改变发展模式，真正“以人为本”，才能“科学”发展，创造和保有民族品牌。“强国梦”是近百年以降几代人的追求——完成现代国家民族与民主任务的双重建构！只有全面清理和真正继承“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全部遗产——捍卫中国人为了尊严、平等和自由的全部流血牺牲——摆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偏至模式，真正“以人为本”，科技－经济－文化三驾马车“科学”“和谐”地发展，中共领导的“第二次洋务运动”才有望迄于最后成功。

　　一个法国人在中国举办“奥运”之前，不怕冒国人之大不韪地说：“一个不能输出价值观的国家算不上是大国。”其实这话已经够客气，我们的“价值观”——那种超越意识形态、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尚在“重建”，遑论“输出”？为什么只有灾难和危机来临之际，才激发出最柔软的同情心和人性的光辉？为什么“以人为本”这一“普世价值”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反而遮蔽了分属不同阶层、阶级的一个个的“人”？——所以“和谐”还根本不是能“输出”的价值观！

　　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启动于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美国早在1965年就已成功完成太空行走，中国与之相比迟了43年。上个世纪90年代末，当时主政的江泽民说，“花不多少钱，可以办大事”。中方从俄罗斯“能源”火箭公司购买了“联盟-TM”宇宙飞船模型以及自动靠近和对接设备，并派遣首批航天员吴泽和李庆龙在俄罗斯接受了培训。但他们后来并没有被送上太空，而是成为教练员在中国自己的培训中心培训由14人组成的宇航员团队。根据2004年签署的合约，俄罗斯共向中方提供了4套“海鹰”航天服，供应航天服的俄罗斯星星公司的专家这次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神七”航天员出舱活动提供服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王兆耀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俄罗斯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展了互惠互利的合作与交流。两国在航天员的培训、载人飞船研制等方面进行了合作。”他还表示，“中俄两国在航天领域进行合作，我想这是很符合我们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神舟七号’的合作成功，为我们双方今后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罗斯的太空技术继承于太空强国前苏联，但前苏联的太空技术服务于冷战竞争的国家利益和政治需要，并未为国民带来任何福祉，哪怕是最低技术层面的带动民用技术的发展。

　　据报道，中国的下一步太空计划是：“神舟八号”和“九号”计划在2010年发射升空并实现无人对接，建成空间实验室；2012年“嫦娥2号”将登月并释放月面巡视探测器；2017年“嫦娥3号”将从月球把土壤样品带回地球。

　　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3.5万亿美元位列世界三甲，印度则以1.1万亿美元名列第十二，甚至落后于仅四千万人的韩国。中国是印度的三倍，印度则是中国的30%。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突破1000美元，中国则突破2000美元。印度基础设施落后，甚至在许多地区电力缺乏。而中国一年的发电的新装机容量就达到英国一年的总和。印度全国仅有一条高速公路，总长不过200公里。而中国每年新增的高速公路居世界首位，总里程2007年上半年就突破5万公里（更不用说中国已拥有时速高达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达五百公里的磁悬浮）。印度这种基础设施高度落后也直接反映到其经济结构上。印度是世界罕见的第一产业、第三产业高而第二产业低的结构（既三、一、二结构），现实中就是加工制造业落后甚至空白（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强烈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而软件业高度发达的状况。也就是说在一个劳动办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最发达的却是高资金投入、高科技投入的行业。其资源的比较利益无法在国际化中发挥，就业压力庞大。而中国则早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制造业大国。

　　再看贫困人口和城市化。目前，按照联合国按照人均每天消费一美元的标准，印度贫困人口高达4.5亿,高居世界第一（2008年数据）。名列第二的是中国，为1.35亿，其中农村人口1.26亿（2006年数据）。 考虑到印度总人口比中国少两亿，这个差距是惊人的。而中国的扶贫事业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2007年曾表示，“过去25年的扶贫成就67%应归功于中国。” 现在 印度70%的人口生活于农村，中国则为55%。

　　如果从社会发展来比较，双方的差距仍然是相当巨大。印度的识字率为61%，中国识字率96%(1949年时20%)。印度预期寿命68.59 岁，中国72岁（1949年时不到30岁）。中印两国都是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城市与农村的差距长期严重存在。而印度除了这些不平等外，还有一种现代文明所无法接受的出生不平等带来的贫富差距，即已有四千余年历史的种姓制度的影响。尽管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今天的印度社会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积习难改。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这种出生就决定一生的命运对人性的摧残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至于体育，中国已是一个举办过奥运会并在金牌榜上超过美国的体育新超级大国，而印度在其历史上仅仅获得过一枚奥运会金牌。

　　最后，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两国政府的清廉程度。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2008年最新的廉洁排名，中国名列72，而印度则名列85。

　　显然，六十年的发展过后，印度和中国相比，不仅经济大幅落后，政府更为腐败。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到今天应该水落石出了吧。至少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制度在中国的表现要胜过印度的制度在印度的表现呢？我们是否还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何以印度会如此的失败？如此的落后于中国？但更令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何以一个比中国贫困和腐败的国家的人民，仍然对自己的制度持肯定态度？这种制度的洗脑能力实在是超乎想象。中国别说比印度落后，就是比美国落后，人民都不满意。反差之大令人震撼。

   (2008-10-01) 香港文汇报报道，曾连续3次入选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并两次被评为中国“首富”的房地产商罗忠福，因涉嫌非法占用林地、滥伐林木罪被告上法庭。29日经贵阳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被判处10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

　　这一裁决，使得该案成为1997年修订刑法后，中国最严厉的刑事制裁破坏资源保护犯罪案件之一。因此，自9月27日二审开庭起，持续两天半的庭审过程中，媒体云集，高度关注此案。

　　破坏资源 制裁最严案例

　　法院审理认定，由北京福海福樱石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贵州绿源园林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在贵阳市郊云关山森林公园内开发的“福海生态园”项目，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用林地17.82亩，滥伐林木43.86亩，立木蓄积总计775.491立方米。罗忠福作为福海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难辞其咎。

　　与罗忠福同时领刑的还包括其“合作夥伴”、原贵州省林业科学院院长于曙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罗忠福的妻子、澳门贵州联谊会会长杨秀荣，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妨碍作证罪，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

　　此案发生的城市贵州省会贵阳市，城市周边145.6万亩环城林带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独一无二，素有“林城”美誉，当地市民引以为傲。涉案的名为“福海生态园”项目位于贵阳市郊云关山森林公园内。记者现场看到，原本树木葱郁的园区内满目疮痍，大片树木荡然无存，裸露出数亩被开发商清理出来的黄土地，与周边茂盛的森林对比鲜明。

　　置若罔闻 曾10余次勒令停工

　　此外，园区内还有手法更隐蔽的毁林行为，一段宽约6米、长数公里的“防火通道”触目惊心。两侧本来绿意盎然的山体被切割得伤痕累累，不时能看见砍痕尚新的粗壮树桩及被弃树段。

　　“福海生态园”违法施工始于2006年9月，相关手续尚未完善，开发商即开始平整地基、移植树木，造成大片林地损毁。相关部门先后10余次给这一“未批先用”项目下达书面停工通知，福海公司始终置若罔闻。去年10月，贵阳市市长袁周现场检查后，明确指出其“是一个典型的违规违纪项目，要求严厉查处”。至此，“福海生态园”才勉强停工。

（2008-09-29）　北京青年杨佳持刀杀死六名上海公安的上诉开庭日期尚未对外公开，但杨佳的父亲与姨妈日前致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及相关法官争取旁听上诉案的权利，再次激起网民要求该案公开审理和宣判。

　　与此同时，法院也再次为杨佳二审指定辩护律师，而不是让杨佳父亲杨福生所委托的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李劲松为其辩护。

　　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翟建，昨天通过电话向本报证实，他已成为杨佳案二审的辩护律师之一。这是他受理该案后首次向媒体确认这个消息。

　　忆通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上周五上载了杨福生与杨佳姨妈王静荣发给有关当局的信。两人都基于杨佳母亲王静梅自7月4日起失踪，虽已报警仍下落不明，要求前往上海旁听杨佳上诉案。

　　杨福生在信里自称身体不太好、有脑血栓病，平常不敢出远门，这次提出要求是要“尽天职”，希望“最后多看杨佳几眼，并领取一份二审判决书回家世代保存”。

　　两人也要求当局及时通知他们二审宣判的具体日期，并在信末恳求：“二审法院公开公平公正审理此案，还原此案前因后果和全部事实真相，让杨佳心服口服地认罪伏法！让不明不白无辜枉死的六位好警察死能瞑目！让七个人的生命不致白白逝去，才能使各方引以为戒，产生惩前毖后的社会效果！”

　　李劲松受询时说，上海高院理应在开庭三天之前，对这两封信“作出良性回应”，否则他将依法再提出要求。

　　自杨佳7月1日携刀闯入上海闸北区政法大楼刺死六名民警，并导致三名民警和一名保安受伤以来，舆论不断，不少民众都因为质疑杨佳的干案动机而再三呼吁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然而，案件一审时，大批媒体和公众都被拒于门外，外界流传的说法是，所有旁听席当天都被上海警方和法律界人士占据。加上警方当时替杨佳找来的辩护律师为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以及一审中为杨佳提供精神病鉴定的研究所资格受质疑，许多人更是愤愤不平。　杨佳本月初被判死刑后，甚至有人发动万人签名行动，强烈呼吁给予杨佳案公开和公正审判。

　　杨福生和王静荣的信件，连日来也吸引数百人留言发表评论，不少人吁请当局让两人旁听，也表示要看到“让杨佳开口说话、让杨佳心服口服地认罪”。

　　杨佳父母已离异，杨佳有笔录要求其母委托律师。也许是找不到她的下落，上海高级法院日前指定上海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翟建担任杨佳的辩护人。

　　翟建告诉本报，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杨佳案的二审开庭日期，但根据规定，当局应当在开庭前的三天通知律师。这位擅长打刑事案件的律师说，日前见到杨佳时，杨佳提出：他不是蓄意杀人，那些人的死亡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没有提过无理要求；他要申请证人出庭。至于个别详情，翟建表示，他还得进一步向杨佳了解。

《朝鲜日报》预测，各国从中国医生那里打听到金正日健康状况的“情报战”有望打响；因为金正日的健康和意识状态成为预测朝鲜体制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韩国情报当局要想直接接触中国医疗人员可能不太容易。政府一位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同中国之间有情报交流，但应该知道中国因为顾虑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会提供核心情报。”

中国情报机构是国家安全局，1983年由军方、警方和中共内部情报相关部门整合后成立。在情报机构工作过的一位相关人士表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独自获得完整的朝鲜情报，因此必须得到韩国的协助。问题在于通过合作得到的情报具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以及如何判断这些情报。”韩国国策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表示，在金正日健康状况等很难确认的情报满天飞的情况下，必须注意朝鲜的“反情报”，区分玉和石的能力现在非常重要。

《朝鲜日报》还刊登了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晓明在平壤外国语大学发表的演说内容。刘晓明说：“无论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和朝鲜都将并肩前进并紧密合作。祝愿朝鲜在以金正日同志为核心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领域取得新的成果。”这一平凡的新闻能登在报纸上，原因在于刘晓明发表演讲是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未能现身9日的朝鲜政府成立60周年纪念典礼并导致“事出有因”的传闻满天飞的时期。

《朝鲜日报》发表其主编姜天锡的文章说，演讲者还是舌灿莲花的外交官，按说不必对他的话细细品味了。即使如此，仍难以对这则新闻一带而过，原因是几年前的事总是在脑海浮现。

姜天锡说，那是韩国和中国的传媒界资深人士相聚济州，共同就两国关系的未来“坦诚、无忌”地交换意见的场合。为此，前提条件是保证不会用实名报道与会者的发言内容。中国代表团长是不久前刚刚卸任的前中国外交部部长。当时，中国方面的与会者无论会议主题是安保、经济还是文化交流，都会在发言的最后强调一下两岸关系，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台湾独立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还要像套话一样加上“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南朝鲜双方坐在谈判桌上，通过对话实现和平统一。”

由此，“坦诚、无忌”的会议宗旨眼看就要落空，似乎开始走向形式。性急的韩国与会者率先打破僵局，向中方的团长提问说：“韩国人都非常想知道中国对韩半岛统一的真正立场。从西德与东德，越南与越盟的统一可以看出，历史上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获得统一只有两条路，不是战争就是在竞争中两个国家中的一方被击溃。韩国和中国都排除武力统一的方式。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哪一方使自己的国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即体制优势的竞争。假设中国和台湾经过竞争向赢的一方统一，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历史大势所趋，顺其自然。那么，韩半岛的统一如果将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中国会不会加以祝贺呢？这是民间对话的场合，希望您实话实说。”

突然尴尬的沉默流过了会场。中方团长是位身经百战的老牌外交官。他说：“中国衷心支持南北朝鲜双方通过对话和平实现民族统一。两岸关系与朝鲜半岛的情况不一样。南北朝鲜是同时加入联合国的主权国家，而中国是联合国成员国，台湾则不是，不能看作是对等的关系。”

姜天锡说，如按中国所支持的对话方式，在谈判桌上南北双方各让一步，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中国是支持通过对话的和平统一方式，这是预料之中的；但实际一听，顿觉面对的是一道厚厚的墙壁。

瞬间突然想起了几年前看到的日本报纸上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发在报纸的头版正中间，粗大的标题为《统一韩国，将偏向中国》。这是前美国驻日大使迈克尔•阿马科斯特(1989至1993年在任)的演讲内容。只有两行的报道却标出那么大的题目另有意图。即该报很可能是想表明，白宫安全会议班子成员、国防部副部长助理、副国务卿的美国战略家也持有和日本相同的看法。因为，日本决不会同意“倾向于中国的韩半岛统一”。

《朝鲜日报》主编姜天锡最后说，最近，连“金正日可以自己刷牙”也成为大新闻广为流传。但是，为了不再给后代留下百年之恨，不把表里难辨的韩半岛周边四强对南北统一的真实想法看透不行。也许他们已经把我们的心思看透，而我们自己却对他们一无所知。一想到这里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因此，《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朴胜俊，对中国驻平壤大使刘晓明在平壤外国语大学时演讲进行解读，“无论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和朝鲜都将并肩前进并紧密合作”，意味着“以正式确认金正日目前仍处在朝鲜权力的核心地位，而且中国支持金正日”。

尽管和平是世界潮流，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将站在朝鲜人民一边，支持朝鲜韩国通过对话方式，在谈判桌上南北双方各让一步，实现统一；但是，如果有人想趁火打劫，中国政府和人民也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

格鲁吉亚的现实例子，已经表明：利益分割的不平衡，就可能爆发局部的区域的战争。中国政府对此应该有所警惕，并应作好充分准备。

因此，对中国军队的期待，又成为笔者注目的焦点。特别是美国，作为中国58年前在朝鲜半岛的主要对手，如今在朝鲜半岛的潜在对手，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军队的？

自由亚洲电台近日报道，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日前举行专家研讨会，讨论最近出版的一本题为《人民解放军中的“人民”——征兵、训练和教育》一书，该书分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素质这些年来的进展，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人民解放军中的“人民”－征兵、训练和教育》一书的作者是由美国不同研究机构的9位中国防御问题专家撰写的文章所组成的。这几位专家所谈的议题涵盖了从解放军的教育水平所发生的变化、军官素质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到解放军对尖端军事科技和信息技术的日趋重视，以及中国征兵对象开始出现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说，该书作者之一，海军分析中心的的托马斯•比克福特，面对人民解放军从上世纪20年代到2007年的教育和训练水平的变化和趋势做了分析。

比克福特说，人民解放军最初的军事教育学校是以黄埔军校为模式的。1955年当中国开始引用军衔制度时，当时解放军的元帅、大将中由好几名与黄埔军校有关；而黄埔军校则是以当时苏联的军事思想为基础的。他们除了引用苏联的军事战略思想以外，还非常重视对官兵的政治教育。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引进了苏联式的军事高等院校，军官的教育比较狭窄，很少接触军事技术设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高等教育和师资力量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而受攻击。文化革命以后，中国重新开始对发展专业军事教育予以重视，并开始在军事思想和理论方面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这导致对解放军数目的大规模裁减，以及放弃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的军事教育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包括重组和裁减军事院校以外，还包括阐明达到一定军事级别所需要的军事教育和训练等。目前，中国有112个高等学院为人民解放军培养军官。“中国军事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直线发展，而且军事考虑也不是唯一的推动力量。推动军事教育发展和改变的其他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

而中国防御问题专家詹姆斯•穆勒瓦能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还是一个同时具有较先进和相当落后成分的混合体。他说，最近一些年来，人民解放军调整了其基本的军事指导系统，以反映它新的“在信息技术情况下赢得局部战争”的军事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解放军不一定要走发达国家的军队达到现代化所走过的漫长路程，而可以直接采用信息和电脑技术来促进其军事现代化。而中国作为世界信息技术产品加工厂的现实，也为这种做法提供了方便。随着人民解放军快速的现代化，它也开始全面接受有高科技协助的训练方式。解放军目前很注重运用信息和电脑技术，并花费很大的精力从事电脑模拟和虚拟训练等。

但是，穆勒瓦能指出：“一方面讲，解放军对电脑模拟和虚拟训练的注重，可能从外部看不会显示他们技能的进展与否，另一方面，过分依赖电脑模拟和虚拟训练，可能会导致中央领导对其作战能力的信心不足。最终，人民解放军还需要进行实地训练来提高自己应对敌人的实际军事能力”。

从美国军事专家的态度来看，似乎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并不在意，从而似乎得出中国领导人面对朝鲜剧变，中国尚未做好武力准备的猜测。这种猜测，很可能促使白宫在朝鲜半岛铤而走险。

在四川大地震中，相信中国人和笔者一样，对中国军人的思想素质非常放心。但实战能力和技术能力怎么样，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为那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也许，正如中国防御问题专家詹姆斯•穆勒瓦所说，“人民解放军还需要进行实地训练来提高自己应对敌人的实际军事能力”。

作为军人，要时刻准备打仗。现在这个时候，更要这样说，这样做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飞速的社会转型期，“当下的社会转型表现在行政上，就是从一个‘全能政府’转型为一个‘有限政府’，由一个‘人治政府’转型为一个‘法治政府’”。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警权管理体制转型却严重滞后于整个公共管理体制转型的进程，这是附着在这起个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切入现实，现在的公安机关特别是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派出所，既要维护社会治安，又要打击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还要向公共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管理服务。警力少，事件多，负担重，压力大，有求必应成了常规，加班加点成了义务，受伤受气后还要忍辱负重，各种非警务活动应接不暇。一则，处于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之中，直接影响到民警的积极性和追求工作高层次的上进心；二则，管理职能不明晰，执法责任不明确，过于泛化，客观上很容易导致管理被动、执法空白和责任缺位。

　　从这个角度看，从体制入手，无论是进一步赋予警权力更大的独立性、剥离地方政府对于警权的“制约”，还是出台相关法律制度，让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不同领域和层面的职责，得到完善的界定、明确和划分，以及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来减少执法的强度，整合资源的利用率，提高执法效率，都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我以为，当前，公安机关必须要尽快从传统的、粗放型社会治安管理模式，过渡到严格依法要求实施社会治安管理、履行法定职责的细节型执法管理模式。这是公安机关应对新矛盾、化解新问题，增强应急处变能力，确保自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必由之路，也是保障社会和谐重要途径。期待“杨佳案”能推动警权管理体制的转型，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8-09-20）　在问题奶粉风波还未平息之余，广东再爆出部分校服验出有毒的消息。

　　广东省质监局前天公布，共抽查了该省89家企业生产的学生校服产品178批次，合格158批次，合格率为88.8%，也就是说，有一成多的校服质量不合格，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主要是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的pH值和致癌物联苯胺（benzidine）。

合格率虽比去年高

却遇上消费信心低迷期

　　尽管88.8%的合格率比2007年的52.2%高出了36.6个百分点，但在目前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低迷期”，即使是一成多的不合格率，也会被各界以放大镜来注视，广州各媒体昨天对此的报道一出，立即被国内外多个新闻网站转载，中国网民更是议论纷纷。

　　一名网民就在南方网上说：“建议从这个学期开始把校服钱退还给学生，穿自已的衣服会健康些。也希望上级有关部门尽快处理这事。”

　　据本报了解，校服质量被检验出问题无论在广东或中国其他省份其实已不算新闻，几乎是年年有的事。这一回中国各大媒体和网民较重视这条新闻，主要因为它赶上了问题奶粉风波的班车。

　　在广东各大城市中，珠海市的校服产品合格率最低，仅为50%；佛山、河源、湛江等地的产品质量水平也较低，合格率分别为68.42%、70%和72.73%。深圳、韶关、东莞、云浮等市的产品合格率则最高，均为100%；广州次之，合格率为95.2%。

　　广东省质监局是在近期组织了对全省学生校服产品质量的专项监督抽查，20家抽查后被发现较差的企业及其产品都被当局曝光。其中，广东省连平县鲲鹏制衣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梅花”牌校服被检出含有致癌物联苯胺。联苯胺曾是染料工业的重要中间体，如果经常穿着含有联苯胺的衣服，可引起恶心、呕吐，损害肝和肾脏。由于联苯胺的毒性很强，目前服装行业已改用其他无毒或低毒的中间体。　此外，有18个批次的产品pH值项目不合格，占不合格项目的90%。按照中国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品pH值要求在4.0和7.5之间。pH值过高或过低，都会破坏皮肤的表面平衡，从而引起皮肤过敏或诱发感染，使皮肤易受到其他病菌的侵害。

　　广州白云区某服装企业负责人告诉广州《信息时报》，一些学校在订购校服时，价钱压得很低，一套夏装才20元至30元（人民币），“几乎无钱可赚”。此外很多学校拿到校服后，很少验货，更不会送到有关部门检测，所以一些企业拿到投标投中的合同后，偷工减料。不合格的校服就这样流入学校。

　　针对本次抽查所发现的质量问题，广东省质监局表示，将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加大后处理工作，包括责令产品不合格企业限期内进行整改并召回不合格产品、通知有关市质监局依法立案查处产品严重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进一步加大对学生校服的质量跟踪监督和抽查力度等。